呂仁茶社話推理

篇名：白晝の殺人
作者：葉步月
收錄於：2005年十月號《推理》月刊雜誌第252期
成書年代：1946年臺灣藝術社出版日文單行本
篇末附錄：下村作次郎〈葉步月的文學〉
　　　　　葉思婉、周原七朗〈葉步月年譜〉
　　　　　葉思婉、周原七朗〈葉步月著作年譜〉
心得：

　　在出版近五十年之後，葉步月的《白晝殺人》才在推理雜誌裡，首次以中文的面貌與台灣讀者見面，推理雜誌擺在「卷末中篇」，文長僅53頁，當年是以日文單行本的方式推出的。

　　故事在講述一位有三個老婆的脾氣惡劣富商，在與生意夥伴大吵一架之後，被發現陳屍在辦公室中。生意夥伴被當成主要嫌疑犯，但作者從故事開始就讓死者樹立許多敵人，而命案前後嫌疑人等又不約而同出現在公司附近，所以這是很典型個個有動機、人人有機會的案件。偵探長謝福文（警察）奉命調查這一件富商巨賈的命案。

　　這篇作品非常成熟，成熟到我難以想像這是這麼早以前的台灣人創作。這篇有偵探、有偽證、一票嫌疑犯、動機有情殺、財殺、仇殺，就算讓現在的人來寫，也不見得能在就寫出這樣完整的作品，更別說有些劣作了。

　　根據《謎詭．偵探．推理：日本推理作家與作品》一書中的說法：「終戰翌年一九四六年，葉步月以日文創作〈指紋〉、〈白晝殺人〉等，算是第一位臺灣人的推理創作。」（傅博，2009）。而在2008年的報紙新聞報導中，也稱呼葉步月為「臺灣首位推理小說家」（中國時報，2008），但該文並未指出這個說法的依據為何。

　　然而這個「葉步月為首位台灣推理作家」的說法我是存疑的。至少有兩個資料來源可以推翻這個說法。其一為收錄在本篇小說之後，下村作次郎的〈葉步月的文學〉一文，文中提到，根據中島利郎撰的〈日本統治期臺灣偵探小說史稿〉中，自1943年起的台灣推理創作，扣除在台日人的作品之外，江肖梅的《捕物帖　包公案》是第一位，葉步月的偵探小說是第二位台灣偵探作家。

　　下村作次郎的〈葉步月的文學〉一文還提到「台灣的偵探小說乃是以日本人司法與警察從業者為主要讀者而漸漸茁壯的」，這個說法恐怕少了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這些以日文寫成的推理小說，當然是寫給懂日文的人看，而似乎忽略了台灣人用漢文寫的推理小說是寫給台灣人看的，自有另一群主要讀者，若把台灣人寫的漢文推理小說，也說成「以日本人司法與警察從業者為主要讀者而漸漸茁壯」的話，那恐怕與事實相去甚遠。

　　質疑「葉步月為首位台灣推理作家」這說法的其二資料來源，是王品涵在2010年的研究，她在《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中指出，1910年李逸濤的〈番人之傑〉應為台灣首篇漢文偵探小說，該篇小說「無偵探之名有偵探之實、無科學檢證的器具有邏輯推斷的設計」，如此一推，則把台灣推理小說的創作史往前推了35年。

　　以下論述需更明確資料佐證，各位請隨意一看，歡迎指正。台灣由於殖民的因素，在日本統治的那個時空下，一開始同時存在以漢文寫作台灣文人（如李逸濤）與以日文寫作在台日人（如三本〈艋舺殺人事件〉）；但若干年後，在同化與皇民化階段之後寫漢文不流行了，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開始以日文寫作（如葉步月）；但又若干年後，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日文書寫又被禁止了，葉步月就是因為無法用中文創作，再沒發表過任何作品。說實話，早期台灣的創作者還真是命運多舛。好不容易得到創作養分（不論來自中國公案或受惠於日本引進西洋作品）、好不容易會寫可以寫可以發表，卻為期不久就受到政治因素干擾戛然而止。

　　中島利郎撰的〈日本統治期臺灣偵探小說史稿〉，只列了在台灣發表的日文作品，自然忽略了漢文創作；呂淳鈺的《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2004）與王品涵的《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2010）是彌補了這個缺口，然而這缺口究竟有多大？補得了多少？也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我想可以確定的是，葉步月的作品有其時代意義，除了小說本身，他或多或少可以代表那個年代受日本教育的台灣推理作家的樣貌（還是高等教育，他是台北帝國大學的醫學博士），研究葉步月應該可以撥開台灣推理作家在那時代的迷霧，若說研究太深奧，那推理讀者如你我，至少可以從閱讀葉步月開始。

[ 延伸閱讀 ]
臺灣首位推理小說家 葉步月《七色之心》塵封半世紀（中國時報，丁文玲20080408）